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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晚报--器官捐献协调员 在死亡与新生间奔跑

被浏览了 次, 发表日期: 2017-05-18 14:12:00

    近日,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独白视频在网络走红。她叫王璐,是北京佑安医院的医生,她从事的并非普通医疗救助工作,而是为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捐献器官短缺问题而设立的新兴职业——器官捐献协调员。

    在南京,也有一群和王璐一样的器官协调员,他们中既有来自红十字会的专职协调员,也有来自南京五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医院的兼职协调员。

    艰难的零突破

    刘文华,南京市红十字会捐献服务部的负责人。他很自豪地告诉记者,他是南京市第一位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上岗7年来,他已经完成了一百余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刘文华对他协调参与过的每一案例记忆犹新。

    2011年7月1日,刘文华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个协调案例,这时距他持证上岗已有一年多。“第一个”来得太不容易了,他说,“刚开始那段时间,患者家属都不能接受器官捐献,努力了十几次二十几次都没有协调成功。”

    经历过太多次的失败后,刘文华发现了原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影响着“潜在捐献者”的家属。此外,旁系亲属的舆论压力也左右着一些“潜在捐献者”家属的意志。

    2012年的那起失败的捐献案例让他难以释怀。在接到了当地救治医院的通知后,刘文华带着专家组和器官获取医师一众人赶到了苏北一家医院。患者的一双儿女开明的思想观念让刘文华非常吃惊,“爸爸都躺这儿这么久了,全是靠这些管子(生命支持系统)活着,我明白,要是再拖延我爸的器官也没有捐献价值了。”22岁的患者儿子表现出了这个年纪少有的深明大义。

    在儿女的劝说下,患者妻子也同意捐献,并且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了字,按照法定流程已经可以进手术室了。就在此时,患者儿子慌慌张张地找到了刘文华,那副想开口又不好意思说话的表情让刘文华此生难忘,“能不捐了吗?我伯伯不同意”。

    原来,捐献者的这位兄弟是当地一家企业负责人,在家族有一定的威望。刘文华急得直打转,想方设法要和这位旁系亲属沟通,电话打过去传来的却是——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候再拨。刘文华眼睁睁看着患者器官的热缺血时间达到上限……

    从事这项工作七年以来,刘文华始终不能忘记他完成的第一个捐献案例。捐献者林彬是位金陵化工厂的退休工人,死于脑溢血,生前就曾嘱咐儿子林涛,在自己发生意外时愿意捐献遗体和器官。于是他的儿子就主动找到了红十字会,替父亲填写了《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实现其捐献器官的崇高愿望。“我爸爸没出事之前,就一直和我们念叨着捐献遗体和器官。他认为这样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和捐献者家属做朋友

    联系“潜在捐献者”的家属,宣讲有关政策法规,并完成捐献法律手续。代表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见证器官捐献的全过程。完成捐献者缅怀纪念的程序,帮助困难家庭申请救助事项,是协调员的职责。

    “很多家庭为了救治亲人,因病致贫,捐献者奉献出了自己的器官,因此让很多人得救了,社会不应该帮助他们吗?”刘文华语气加重了一点。据介绍,南京市政府每年会拿出一定数额的人道救助金,用于困难捐献者家庭的救助。除此之外,移植医院支持一点、社会募集一点,这样就共同组成了困难家庭捐献者的救助金。

    一位生前经营麻辣烫生意的捐献者,过劳致死。他每天凌晨三点开始炒底料,晚上干到十一二点才睡。死后,他的遗孀和幼女还租住在地下室,“我去母女俩住的地方看过,不大的房间又潮又湿,没有窗户一盏白炽灯也不亮,当时同去的女同事看到这种情况都哭了。”回来之后,刘文华就告诉同事,一定要帮助孩子。他不仅帮助孩子申请到了帮扶款,还联系了爱心人士结对帮扶他的女儿,直到孩子大学毕业。

    “好,你稍等一下,我正在接受采访,过会儿帮你联系医院。”刘文华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的一位忘年交周光亮打来的,老人的儿子周亢是江苏省第一位捐献器官的公务员。

    31岁的沭阳县纪检干部周亢因脑干出血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因为害怕周亢母亲支持不住,家人一直没敢将“脑死亡”的消息告诉这位已哭成泪人的母亲。然而,在发病的第4天早上,已经几十个小时没合眼的母亲突然对丈夫说,“如果真的回不来,把儿子的器官捐出去救人,也是一件好事。”

    当周光亮听到妻子的想法后,他还以为妻子悲伤过度了:“你真能想得通?你要是想得通,我举双手赞成!”2013年11月24日,周亢的移植手术在省人民医院完成,由于心脏和肾脏已经衰竭,最终捐献了一个肝脏。

    白发人送黑发人,也许是人间最残忍的事情。刘文华就尽可能帮助老人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这不,老人打电话来就是为了侄孙女突发重病来找他帮忙。

    看过太多死亡,看淡很多奢望

    目前,南京市共有兼职器官捐献协调员三十多名,主要分布在五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南京鼓楼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总医院、解放军八一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八一医院的器官协调员方相春医生担任器官协调员两年以来,已经协调了二三十例。

    让他难忘的,是那些纯粹的捐献意愿——想让自己或者家人的生命得以延续。他说,不久前,一名五六岁的小男孩在车祸中失去了生命,按照《南京市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困难家庭的捐献者可以申请人道主义救助金,但是孩子的父亲坚决不要救助金。方医生说:“当时那孩子的爸爸说过这么一句话,‘孩子已经走了,这钱我们不要了,希望他来世可以平平安安一辈子吧。’”

    “这个孩子最终捐献了一个肝、两个肾、一对眼角膜,至少可以救治三个人。”方相春对自己参与过的案例,总能清楚地算出捐献者的捐献可以救治多少人。

    同样是军人出身的刘文华面对了无数次死亡后,也有一些感慨与思考。刚开始做协调工作的时候,常常让他在深夜沉思无法入眠,“当我看到那些和我儿子一般大的孩子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等待器官摘除手术的时候,给他们清洗遗体的时候,送他们去太平间的时候,我特别难过。”

    6岁的捐献者小雪(化名),5岁就查出了脑干脑瘤。在得到医生的“判决书”后,父母最终忍痛决定放弃治疗。小雪的爸爸来到南京市红十字会,进行了器官捐献咨询,他很平静,他说,这应该也是小雪的心愿。

    小雪离去后,解放军八一医院在场的多位医护人员列队向这位小天使默哀。器官取好后,大家帮小雪穿上最漂亮的黄色公主服,在她的枕头边,放上小雪最爱的小魔仙魔法棒。

    在告别仪式上,小雪爸爸掀开小雪的盖头,看着女儿甜甜地“睡着了”。在场所有的人都哽咽了,“我也不例外,我承认,我那一刻是脆弱的。”刘文华说。

    临走时,没怎么说过话的小雪妈妈终于说话了,“(移植)手术有没有成功,请一定告诉我们一声。”小雪捐献后的器官,肝脏在一个8岁男孩身上工作,肾脏捐给了一个中年男子。

    “对有些家庭来说,最大的期望仅仅是希望孩子能够以另一种形式‘活下来’。经历过这么多家庭的生死离别后,我更能看淡很多‘奢望’了。”刘文华感慨道。

金陵晚报见习记者 翟羽